广东彩票管理中心|广东彩票十一选五开奖现场直播
當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文史-讀書 > 文藝

《地久天長》:新時代的傷痕敘事

2019-12-06 12:31:55  來源:新青年電影夜航船  作者:楊儀
點擊:    評論: (查看)

  斬獲柏林電影節兩座銀熊獎的《地久天長》,無疑是中國電影史上的重要作品,也是引起廣泛社會討論的文化事件。這個跨越三十年的故事,聚焦于因“失獨”而扭結的兩個家庭,同時也刻畫了大時代背景下命運起伏的一代工人群像。《地久天長》對計劃生育、國企改革、嚴打、下崗潮等跨越三十年歷史的政治記憶的介入,使其超越了王小帥早期電影的作者傳記性(王小魯,2019),從而成為一個“公民傳記”和“中國故事”的講述。值得注意的是,《地久天長》這一關于時代變遷的個體化敘事,帶有鮮明的“傷痕敘事”色彩,這種“傷痕敘事”在當下呈現出的藝術傾向與政治意涵,是本文探究的核心問題。

  工廠:雙重隱喻的空間

  《地久天長》是關于兩個家庭的故事,而這兩個家庭是“工人家庭”,而從某種意義上說,電影也是時代大變革中的工人群像。電影采用非線性的敘事結構,將劉耀軍和王麗云一家以及沈英明和李海燕一家對照展開。故事的歷時性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1980年代,兩家在內蒙的工廠交好,但因計劃生育政策下麗云墮 胎生出裂隙;1990年代,麗云下崗,隨后兒子星星因海燕兒子浩浩無心之舉溺亡,麗云一家背井離鄉來到福建漁村;2000年代,麗云和耀軍的養子出走,耀軍 出軌沈家小妹茉莉,麗云自殺未遂;2010年代初,海燕病危,麗云和耀軍回到內 蒙與沈家人團聚并和解,浩浩的孩子誕生,養子“星星”回歸。

  電影的敘事時間則分成兩個大的敘事段落,將以上四個時間段編織交錯:前兩個小時以2000年代耀軍和麗云在福建漁村的生活為現時時間,不斷閃回與插入80年代和90年代的內蒙大工廠的生活切片,以麗云自殺作為“失獨”事件震蕩的結局;后一小時講述2011年兩家人時隔多年在包頭重聚,麗云和耀軍為星星掃墓、海燕病危、浩浩坦白、兩家和解、新一代出生、“星星”回歸,完成“失獨”事件造成的創傷與矛盾的彌合。

  在整個故事中,80、90年代的“工廠”時代,是故事發生轉折的關鍵時間,“工廠”這一空間里兩家在時代與命運沖擊下的糾葛,在此后的二十年兩家斷絕聯系的時空中不斷發酵。王小帥作品中常出現的“工廠”,成為故事中最具隱喻性的空間。

  工廠的第一層隱喻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鮮紅的計劃生育標語,還是多次出現的旋轉的巨大齒輪、藍色制服的海洋、寫著“靜”字的醫院,還是“下崗” 那一幕中典型而有力的全景-中景-近景“三推近”鏡頭,都明確地指向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意志的對抗。麗云一家是計劃生育和下崗政策的受害者,而海燕作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者,余生也始終被愧疚折磨,支線情節中新建因“嚴打”被抓去坐牢——工廠這一時空,集中體現著集體意志碾壓下作為“歷史的人質” 的個人與家庭的苦難。

  電影中的“計劃生育”標語

  電影中的“下崗大會”

  更值得注意的是工廠的第二層隱喻——80年代的工廠生活,同時也是兩家人人生的高光時刻。在大工廠體制下穩定、溫馨的工人家庭,在集體主義的熟人社會中三個家庭凝結而成的“地久天長”的友誼,以及在這種環境中醞釀出的善良、隱忍的人性特質,都反映著工廠的另一重特征,而這一部分影片的美術風格也呈現出少有的溫暖、柔和。與麗云夫婦離開工廠一同發生的,是三個家庭友誼的破碎,也是工廠的解體和工人群體的分化——20年后三個家庭再次重聚時,已然身處差異巨大的社會階層。而有意味的是,美玉和海燕兩家人已經趕上改革開放的潮流成為新的城市中產,而麗云一家則仍是被時代拋棄的工人。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麗云家庭的悲劇,不僅來源于不可違抗的國家意志,也來源于改革開放帶來的階級分化的現實。

  電影中溫馨的工廠生活

  《地久天長》中“工廠”空間的雙重隱喻,將社會轉型時期時代對個人的沖擊表現得更為復雜和深刻——《地久天長》不僅表現了社會主義中國集體意志與個人的沖突,也觸碰了改革開放的中國階級分化的現實,尤其是工人群體從中國社會的“領導階級”、主人公朝向經濟與文化的社會底層墜落的現實(戴錦華,1999)。這使得《地久天長》的“新”傷痕敘事相較于80年代的傷痕文學有了更大的闡發與反思空間。

  人物:階級與道德的悖論

  盡管王小帥在訪談中表示,電影的意圖是表現變幻無常的“人生”和“命運”,但不容忽視的是,電影中的人物都帶有鮮明的階級屬性——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電影中各個角色的“人生”軌跡,與時代更迭中他所屬階級的社會地位密切相關。從工廠中“出走”的三個家庭擁有了不同的命運,而“階級”是我們理解“人生” 和“命運”背后的社會變遷的關鍵視角,而我相信,這也是導演將故事置于跨越30年的社會轉型時代背景的原因。

  李海燕在工廠的身份是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在她多次對計劃生育政策堅定、強硬的表態中,尤其是她強迫麗云流產一事上,她被表現為被權力異化的個人;再加上對美玉聽音樂、跳舞等事情的警惕,更表現出她對社會規則和政策變動的 敏感;影片最精彩之處還在于結尾海燕神志不清時對麗云的遺言:“我們有錢,不怕,你們可以生了。”這句話并不是簡單的懺悔,而是利用自己已經擁有的社會財富和資源幫助麗云的愿望——這樣,影片從頭至尾都展現著李海燕對既定社會規則適應、利用、并最終向上層進階的內在驅動力。

  電影中海燕總是穿戴紅色,這也是人物性格的一種指射

  值得注意的是,李海燕并沒有被塑造成權力和制度的象征,因為影片的后半段始終渲染著李海燕作為“歷史的受害者”的身份。同理,后來成為房地產商(這一身份的符號象征意味不言而喻)的沈英明,也沒有被作為某一利益體系象征物來處理,由此可見,盡管為人物賦予了具有明顯象征意味的階級屬性,導演卻有意避免了符號化的階級矛盾的表現方式。

  美玉和新建是時髦、有闖勁的第一批“下海”創業者;沈茉莉則象征著新的知識分子,具有改革開放后知識分子的國際視野、對人性良知的反思和對社會規則的反叛精神,最后在美國開始了新生活。

  海燕、英明、新建、美玉、茉莉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在雙軌制轉型中積極地尋找自己新的位置,成為了新的市場體制的弄潮兒和成功者。而故事的女主人公麗云呢?麗云似乎一直溫和地甚至被動地接受著自己既定的身份和職位,隱忍著時代對自己的剝奪,消化著墮胎和下崗的痛苦。而當“命運”致命的一擊到來,星星溺亡,麗云便自我放逐,離開了工廠,也離開了新時代的潮流,離開了向上流動的通道。于是,二十年后三個家庭再次團聚時,另外三位女性已經憑借自己的優勢實現了階層的爬升,麗云卻被拋入了社會底層。

  而吊詭的是,麗云又同時被塑造成一個道德上的“圣人”,一個高貴的受難者。耀軍曾展現過憤怒、頹唐、失控、出軌等應對創傷的反應,而麗云則從始至終展現著令人難以置信的隱忍、寬容、善良。而其他人物角色在道德上都不是無可指摘的,海燕和英明出于保護自己家庭的算計,美玉和新建刻意的遺忘和回避,茉莉自以為是的一夜情——而這些都被麗云和耀軍用“崇高”的善良與寬容無條件地諒解。甚至當我們回過頭去看星星的溺亡時,也能輕易地發現星星永遠是聽話、溫厚的,而浩浩則是頑皮、魯莽的,這甚至是星星的悲劇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歷史災難的承受者、社會轉型中的畸零人,為什么需要是倫理和道德上的圣人呢?

  電影中星星在石頭剪刀布中主動輸給浩浩

  這種階級和道德上的悖論,是影片最令人不解之處——王小帥希望呈現出“人”的善良(王小帥,2019),而他所說的“人”是超越階級屬性的。因此一旦我們代入階級的視角,便會發現影片中各個角色的命運似乎指向了一個背離導演意志的方向——“善良”和“隱忍”成為了基層民眾的本質。而正是借由這種道德,電影中三個家庭間的情誼,才得以穿越時空,彌合階級,“地久天長”。

  電影最后的“和解”結局

  有趣的是,在原本的劇本設計中(王小帥,2019),王小帥曾將沈英明和李海燕的命運安排為投身房地產業,生活富足后夫妻情感破裂,沈英明后來被雙規;高美玉張新建在南方開服裝鋪,劉耀軍與王麗云開始漂泊就是去投靠他們,但因為牽扯到利益關系,雙方發生矛盾,劉耀軍夫婦才離開。在這個最初的劇本設計中,在個人與國家的對抗之外,表現了階級分化后的社會“地久天長”的情誼所面臨的困境。

  而在我們看到的電影版本中,導演似乎希望用道德之美、情感之美去消解和彌合階級分化的尖銳現實和下層社會的苦難,因此電影中對社會現實的觸碰,被轉移為親情、友情、人性的善與美等命題。這種處理方式增強了電影的感染力,使觀眾能夠共情和感動,卻無疑削弱了電影的思想深度,這也是這部電影頗受詬 病的一點。

  歷史:新時代的“傷痕敘事”

  正如福柯(1966)所言,“重要的不是神話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神話的年代”。盡管王小帥將《地久天長》“還原”為講述個人與家庭“人生起伏,變幻無常”(王小帥,2019)的去政治化的傷痕故事,觀眾卻對《地久天長》的“社會批判”價值充滿了期待,筆者認為這恰恰表現出《地久天長》作為新時代的“傷痕敘事”的特征。

  首先,正如前文的分析,《地久天長》延續著八十年代“傷痕文學”對集體意志碾壓個人的批判,對普遍“人性”的維護,也延續著90年代市場改革深化的背景下“苦情戲”以眼淚負載與轉移社會創傷與焦慮的功能,同時也和《芳華》、《歸來》等新世紀的“傷痕電影”一樣,以個人或家庭的命運書寫貫穿于現當代中國的歷史之中,但這歷史只是一幅幅作為背景的圖片,主導個人和家庭的似乎仍是宿命性的力量(戴錦華,2012)——比如星星的溺亡,似乎只能解釋為“意外”。而《地久天長》中,也以極為“克制”的拍攝手法,將苦難表現得遙遠而安靜(如苦難發生的醫院、河灘的場景都使用了遠鏡頭)。

  苦難發生的河灘、醫院等場景使用了遠鏡頭

  這種“去政治化”的意圖表達了導演潛意識中的文化態度——去除符號化的階級對抗。20世紀90年代初期,王小帥所倡導的“個人電影”中所散發的精神包含著將所有人“還原為人”的思想,它與20世紀80年代人道主義思潮有著內在的關聯(桂琳,2019)。這也許可以看作是王小帥電影作者性中的一個含蓄的部分,因為他的創作起點就根植于一個對階級斗爭做過深刻反思的年代。“重要的是生活”,“大家都是人”,這種樸素的創作理念發生在當年去政治化的時代氛圍當中。

  “去政治化”的傷痕敘事社會批判力度的消減,也是第六代電影人由邊緣向主流轉移(戴錦華,1999)、將商業訴求和政治要求納入個人創作考慮的結果。盡管影片的開頭仍然寫著“王小帥導演作品(A Film by Wang Xiaoshuai)”,《地久天長》卻無疑不再是導演個人的作者電影。最后備受詬病的“和解”大結局,看似是對超越階級的美好情感與人性的肯定,實則也是對我們所處的階級分化的現代社會秩序的“和解”,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肯定,甚至反思“計劃生育”本身在倡導生育的今天都是“政治正確”的。從這一角度來看,電影中“經濟個人” 的代表如沈英明、高美玉、沈茉莉被寬容和原諒,以及他們在原劇本中的復雜矛盾性被刪除便更容易理解。

  而另一方面,正如前文的分析,《地久天長》的特殊之處,在于既反抗著絕對的國家意志,也質疑著改革開放后全球資本主義化的進程——麗云和耀軍正是脫離了舊體制,卻又在命運和時代的扭結下無法融入新秩序的畸零人。這種“傷痕敘事”不同于80年代的傷痕文學對現代化、進步、富強、自由等共同愿望的認同,而是具有更復雜的態度,甚至帶有對這些價值的反思。這種反思也許由于種種原因仍然缺乏直接的力度和強度,但仍然使《地久天長》具有比《歸來》和《芳華》這些聚焦于個人“小時代”的“傷痕電影”更深厚的社會價值。

  而觀眾反饋的有趣之處在于,希望《地久天長》的社會批判力度更強,希望影片結束在麗云和耀軍掃墓那平靜而悲傷的一幕——觀眾似乎期待著“傷痕”更加痛楚并永不遺忘。但值得思考的是,觀眾期待看到的是哪一種傷痕?是國家指令留下的傷痕,還是市場化改革留下的傷痕?在改革進入到深水區,社會矛盾日益復雜,意識形態縱橫交錯的今天,《地久天長》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文本,而其背后反映出的觀眾視域與社會心態,或許也正是我們的時代所面臨的難解之謎。

  參考文獻

  [1]戴錦華.歷史的坍塌與想象未來——從電影看社會[J].東方藝術,2014(S2):17-32.

  [2]戴錦華.歷史、記憶與再現的政治[J].藝術廣角,2012(02):4-12.

  [3]戴錦華.隱形書寫:90 年代中國文化研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4]龔自強.消費悲情的三重癥候——論電影《地久天長》[J].藝術評論,2019(04):132-140.

  [5]桂琳. 第六代需在藝術和市場間尋找準確坐標[N]. 文匯報,2019-04-12(010).

  [6]米歇爾?福柯. 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M].

  [7]田卉群.從個體生命經驗中破繭而出——讀《地久天長》[J].當代電影,2019(04):19-22+2.

  [8]王小魯.釋義分歧與時代精神:作為文化現象的《地久天長》[J].電影藝術,2019(03):36-38.

  [9]王小帥,侯克明,文靜.《地久天長》:現實主義與東方美學的“平民史詩”——王小帥訪談[J]. 電影藝術,2019(03):45-50.

「 支持紅色網站!」

紅歌會網 SZHGH.COM

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
您的打賞將用于紅歌會網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傳播正能量,促進公平正義!


相關文章
广东彩票管理中心 单机成都麻将 河北十一选五网址 广东家乡麻将 雷速体育动画进球动图 福州麻将胡了怎么算钱 福建31选7 竞彩足球比分奖金限额 股票分析网站源码 竞彩足球比分推荐用什么软件 十一运夺金 皇冠比分平台首页 p3开机号 全排球比分网即时比分 在哪里可以找到三级片 兰州玩黑三风的麻将群 有板深雪2019年作品